原标题:“护花使者”——倾力推广中国跤的袁祖谋
如果说,中国式摔跤是中华武林中的一株美丽的花,那么,旅法华侨袁祖谋就是一位“护花使者”。
是他,把中国跤这株美丽的中华传统体育之花移栽到欧洲腹地,使她在西方的中心城市迅速地扎根、生长。
是他,在中国跤这株花被“弃”在“路旁”后,更努力地为她营造出一片生长的天地,让她的根扎得更深,让她开得更鲜艳,芳香飘得更远。
是他,在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的祖国辛勤耕作,奔走呼号,锐意创新,为中国跤铺垫美好的前程。
……
对于这样一位痴情地喜爱、将几乎所有精力投入、千方百计发展中国跤的人,称其为中国跤的“护花使者”,他当之无愧。
中国武术协会前主席、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前主任李杰说:“武术能走向世界,‘海外兵团’功不可没!”袁祖谋就是这“海外兵团”中极为出色的一员。
袁祖谋是怎样从事摔跤运动的?取得过什么成绩?为什么要去法国?又是怎样在巴黎站住脚的?为何能得到巴黎市长的支持?又是怎样推广中国跤,致力于让中华传统体育的精华闪光的?
2003年岁末,第六届巴黎市长杯摔跤·手搏国际邀请赛期间,笔者有机会采访了袁祖谋。此前和此后还曾与他长谈,对这位“护花使者”的经历有了较多的了解。
意外邂逅改变命运
袁祖谋是烈士子弟,1940年12月出生在江苏省现属扬州专区的保应县,从小失去了父亲。
他的祖父一辈是清朝大户人家,后来家道中落。他的父亲是家里的老大,老二到上海读书时突然失踪,两年后回来时已是革命干部,骑着马,威风凛凛。他的这位二叔动员兄长也参加了革命。
就在袁祖谋两岁那年,他的父亲在为新四军筹集军饷时不幸被特务抓住了。新四军部队在后面追赶,这帮特务绑着袁祖谋的父亲跑到一个桥附近时,将他枪杀了。
战乱时敌我拉锯,他的母亲带着他,先是住在开店的舅舅家,后来到上海谋生,住在南市区,给人家洗衣、当保姆,勉强维持生活。儿时的袁祖谋曾捡过垃圾、擦过皮鞋,城市穷人家的孩子吃过的苦,他大都吃过。
生活的艰难和繁重的劳动,给了他好强的性格和健壮的身体,为他后来从事竞技体育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家乡解放后,当地的人民政府派人到上海,送来粮食、被子等,帮助这个烈士家庭摆脱贫困,要让他们过上较好的生活。政府派来的人为袁祖谋的母亲介绍工作,她选择了在幼儿园给孩子烧饭、剪头的一份力所能及的差事。
袁祖谋因此也跨进了学校的大门,先是在上海小学,1955年升到上海中学。
出色的身体条件,加上个人爱好,袁祖谋的体育天赋得以显露。他练过体操、拳击,还是学校体操队的队长。他回忆,武术运动员李连杰的老师吴彬是他的校友,不过那时他上初中,吴彬已经上高中了。校友中还有多次在全国体操锦标赛上获得男子个人全能冠军的于烈峰等。
中国乃至世界体坛,少年儿童能走上竞技体育的道路,有不少都是某一次偶然的机会促成的。袁祖谋也是如此。
那是1958年的一天,我国最早的几所体育大专院校之一的上海体院招收学生。袁祖谋正想凭着自己出色的身体素质、协调性、柔韧性,报考上海体院体操班。
报名那天,他正走到学校门口,恰恰碰上周士彬老师。
周士彬曾在上海精武体育会练体操、武术、举重、拳击,拜武术大师佟忠义练过摔跤,还到日本武德会上海分会学过柔道,是一位竞技体育的多面手。他不仅在上海中西拳击赛中打败过俄罗斯著名拳手巴力柯夫,还在南京与上海埠际赛中与民国时期1948年七运会中丙级冠军常东升摔成平局,因而声名远扬。1950年代,他已在上海体院任教,曾带队员到上海中学表演摔跤、拳击,见过这个校体操队队长、很有发展潜力的袁祖谋。
不期而遇,周士彬见到袁祖谋就问:“来考什么?”
袁祖谋答:“考体操。”
周士彬说:“别考体操了,考摔跤吧!”
于是,袁祖谋考了摔跤,自然是考中了。
就是这次意外的邂逅,改变了袁祖谋的命运。也许,中国体操界少了一名运动健将,而中国跤界,后来则拥有了一名在海外推广的“护花使者”。
太极帮他成运动健将
成为上海体院预科班学员,袁祖谋开始练摔跤。预科班练摔跤的共有6人,教练是从北方到上海谋生的中国跤名家宋振甫的儿子宋宝林。
预科班的这几名学员,以练中国跤为主,也练“国际式”。
国际式摔跤是自由式摔跤和古典式摔跤的统称。其实,这个“国际式”三个字,是中国人为区别中国摔跤而在前面加上的。
当时,中国体育界刚刚开展国际式摔跤,上海体育界有人从国外买了有关资料和录像带作借鉴。
从事竞技体育运动,绝非仅仅靠出色的体能、爆发力、耐力、协调性等就可以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一些人认为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那是一种误解或者说是偏见。各个项目中的绝大多数佼佼者,除了身体条件出类拔萃之外,一定还要有灵活的头脑。
袁祖谋在小学、中学读书时,是一个优秀的学生,可以说是德智体全面发展。因此,老师曾为他写下这样的评语:“崇文尚武,学习认真,品学兼优。”
刻苦的训练、极强的领悟能力,使他在摔跤训练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技艺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进步。
在中国体育界,能跨入专项训练的大门,就成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专业队的预备队。也许是袁祖谋的“国际式”水平更高,上海队也正需要增加新生力量,他上预科班的第二年,被选调到上海市摔跤队,成为一名专业的国际式摔跤运动员。
1959年9月,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列国际式摔跤为表演项目,上海派4名运动员参加。袁祖谋当时年龄还太小,还不可能参赛。
参加专业训练,自然水平提高更快。但是,真正使他获得飞跃式进步的,还是靠练习中华武术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拳种——太极拳。
当时,摔跤与武术、棋类、乒乓球、举重等共8支队伍一起在体育宫训练、生活。体育宫主任是武术家顾留馨,武术队太极拳教练是傅中文。当时,毛主席有一个提倡跑步、爬山、游泳、打太极拳的题词。因此,体育宫的太极拳活动十分红火。袁祖谋受到影响,也学太极拳,但到后来,因为对套路缺乏耐心,几乎要放弃了。有一天下午,他经过武术训练房,见傅中文与徐汇区一位女教练正演练活步推手,觉得很有意思。看了一会儿,他也跟他们试试。
这一试,试出了门道。
与傅中文练推手,觉得对方的手总不离自己的肘关节,感到很别扭。
后来得知,这就是太极推手的“揉肘”技术。从中得到启发,他将这项技术用于国际式摔跤,在对抗中控制对方的手臂,使对方处于被动,然后,寻找机会,利用对方抗争的姿势和力量使用摔跤技术取胜。
大诗人陆游在写给他儿子的一首诗中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从事体育运动,也是一样的道理。袁祖谋熟练地掌握了太极拳“揉肘”技术,在比赛中就变成了控制对方手臂的战术,从中得益匪浅。
1964年6月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的十单位国际式摔跤锦标赛上,用“太极”武装起来的袁祖谋,在古典式摔跤次中量级(67公斤级)比赛中战胜了不少对手。他与最后夺得冠军的安徽选手姚洪昌打平了,但在形成“连环套”后算小分时,以微弱劣势获得亚军。不过,这一成绩使他获得了运动健将的称号。
1965年5月下旬,国际式摔跤全国邀请赛又在合肥举行。教练考虑到他的中国跤基础好,参加允许抱腿的自由式比赛也许更有利,于是,让他报了自由式。这次比赛,他打败了所有对手,获得了冠军。
体育比赛的结果,主要决定于实力的强弱,但有时的确也要看运气。
1965年北京第二届全运会自由式摔跤半决赛,袁祖谋出战新疆选手吐尔逊哈里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倒霉事:与对手在绒布毯上扭在一起,他的脸部与毯子“近距离接触”,就在他吸一口气准备做动作时,毯子上被运动员的脚搓起的一团绒毛被吸入鼻腔,一时难受异常,哪里还谈得上发力做动作,无奈地失败了。最后,吐尔逊哈里决赛中又胜了内蒙古的其木德,获得冠军;袁祖谋仅获得了第四名。
当时的体育竞赛不如现在规范,全运会还没有正规的预赛,合肥的国际式摔跤邀请赛被视为全运会预赛。那时袁祖谋夺得第一名,已拥有了夺冠的实力,夺冠的呼声很高,他自己也一心想夺取冠军。然而,“运气”使他的夺冠梦想没有实现,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不过,虽然没有夺得冠军,太极功夫的奥妙却深深印在他的心里。
在2003年巴黎市长杯赛期间,笔者采访袁祖谋时,他谈到与“太极”有关的一件事:几年前曾与法国一些国际式摔跤教练相聚,他们说,当前,国际式摔跤运动的发展方向是:首先控制对方手臂,使对方处于被动。
40年前,袁祖谋从太极推手中领悟的招数,40年后被视为国际式摔跤运动发展的方向。由此,他更感到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和无尽魅力。
憋着一口气出走巴黎
就在袁祖谋踌躇满志,要在国际式摔跤项目中攀向高峰时,“文化革命”的大潮冲到上海体育战线,袁祖谋和许多人一样经历了“下放”。他被“下放”到上海化工厂。后来,他又要求换到了大中华橡胶厂。这一“放”就是很多年。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时,学校停课,工厂停产,运动队的训练、比赛也停止了,体育场馆关闭了,大多数单位没有人管……很多地方陷于无政府状态。但是,有些活动仍然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就在那个动荡年月里,中国跤就像野火烧不尽的劲草,依然顽强地生存着。摔跤活动仍在公园绿地进行。普陀公园就是摔跤活动最热闹的场所,每逢星期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爱好者自发地摆开场地捉对较量。
摔跤界前辈周士彬那时仍带一些学生练习。袁祖谋就在那时跟周老师继续练习中国跤,还曾与上海中国跤好手宋保生等试过身手。宋保生是宋振甫的长子,宋宝林的哥哥。他不但在天津首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与中国跤名将杨子明等一起获得冠军,在全国体操赛上还得过好名次。不过,他当了上海体操队教练,中国跤只能作为业余爱好。袁祖谋本来就练过“中国式”,还有练“国际式”的深厚底子,再加上好学、用心,袁祖谋的中国跤也达到了高水平。
袁祖谋回忆说,还是在上海化工厂时,因为他出身革命烈士,被推为“文革主任”,很是“神气”了一阵子。考虑到有人说摔跤(国际式)赤身裸体“不雅”而取消了这项运动,他和同伴写了一条标语“摔跤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但却被指为反动标语。
“文革”中,全国各地几乎每个地方都分了派,一般来说主要分为对立的“保皇派”和“造反派”,不介入两方的被称为“逍遥派”。写大字报成为对立两派经常性的活动。再加上两派纷争中的一些事,尽管他从未打人,却稀里糊涂地被打成了“老保皇派”。因文革中的一些事没有作结论,他被视为“有政治问题”。这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79年,“文革”刚刚结束,百业待兴。上海体育宫恢复了摔跤训练班,他被请去带学生。上海摔跤队不久也恢复训练,他又被请去执教。不过,他的组织关系仍在工厂。
参加第四届全运会,刚组成的上海队有两名运动员进入前六名,陈吉成获自由式48公斤级第五,朱德意获古典式52公斤级第六。
当运动员没有攀上峰巅,当教练却带出了尖子选手,这样的人在世界体坛并不罕见。袁祖谋担任上海市摔跤队教练,除了一般的摔跤技战术外,他还将太极推手“揉肘”技术即控制对方手臂的战术传给队员,使上海摔跤队实力明显增强。
当了教练员,袁祖谋3个项目(古典式摔跤、自由式摔跤和中国跤)都管。仅就国际式摔跤而言,上海摔跤队涌现了黄彬、高平平和刘红军、胡宏伟、朱德意、袁定合等一批优秀运动员,他们曾8次夺得全国冠军。他还指导过后来成绩出色、现任国家青年摔跤队主教练和广西体工大队队长的杨本培。
人们常说,命运捉弄人。袁祖谋曾受到命运“捉弄”,后来他的学生也受到了命运的“捉弄”。优秀运动员黄彬,1983年参加上海第五届全运会古典式摔跤62公斤级决赛时,因为裁判的错判或者误判,没能得到应得的冠军。
4年后在广州,黄彬在第六届全运会古典式摔跤68公斤级比赛中,夺得了冠军。另一名队员高平平,则在全国摔跤冠军赛上战胜全运会冠军,夺得金牌。这两名队员和他们的队友,用出色的成绩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也证明了教练袁祖谋的执教水平。这是后话。
本来,因为意外他和学生都没能夺得全运会冠军,已经够倒霉了,但文革后可以从事教练工作,仍不离开自己喜爱的摔跤事业,也是不错的出路。然而,人的一生,不如意的事偏偏老要找到你头上。
因为所谓的文革中“政治错误”,又不认错,袁祖谋虽有当教练之实,却无教练员之名。80年代前期的上海体育界,仅有跳高运动员朱建华的教练胡鸿飞和袁祖谋两人,一直在做教练员工作,而且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却不是正式教练员。
笔者查了有关史料,在“国际式摔跤”一节中写着:1979年初,(上海)市体委训练处在体育宫举办国际式摔跤训练班,选出10名运动员组成了由沈吕默领队的市集训队。没有提到袁祖谋。
有关人员说,因为“政治问题”没有结案,希望他能照顾到影响,以事业为重。
组织的决定,一般来说,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只能服从、忍耐。
但是,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有人说,体操名将李月久和吴佳妮当年就因为迟迟不能解决北京户口而远走他乡。当然,都是过去的事了。过去,生活困难一类的问题尚且难以解决,更何况政治问题。
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一口气窝在心里老是吐不出来,实在难受。袁祖谋终于忍不住了。一气之下,他告别家人、学生,远走巴黎。他要到国外闯一闯。这是1985年,他早已过了不惑之年。(未完待续)
(刊于2004年《武林》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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