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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光漫过窗沿，为昌沧先生的银发镀上金边。老人一身浅米色衬衫，正伏案审稿。
我叩门而入，他闻声抬头，招手道：“请坐！请坐！先喝口水！”
待我坐下，他已再度沉浸于稿纸之中。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然而，那份离而不休的工作热忱，却丝毫未减。
我劝他歇歇，他脸上浮起笑意：“不累！”顺手展开《人民日报》，“你瞧这篇谈文化传承的，有新思想！”
“人老了，更要学新观点，脑子才不生锈。”说着，他放下笔，将面前的稿纸轻轻合上。
只要不出门，昌老就在家里写文章、审稿、读书、看报，雷打不动。
“思想不可离，行动不可休。”这句话是昌老担任中国体育报业总社离休支部书记时，在一次组织学习会上的发言。
离休后，他是这么讲的，更是这么做的。这么多年，几乎未曾一日停笔：心系武术，撰文疾呼，出版专著，整理史料。忙着呢！
“再忙，也要读书。”昌老认为，读书不是“精神消费”，而是“精神生产”。
谈话间，电话骤响，听筒里传来一个清亮的女声——她是专程打来报喜的。昌老勉励道：“祝贺你荣升新岗位！别骄傲，咱继续努力！”
电话那头连声道谢！一是对老人家的敬仰，二是昌老对自己非常节俭，对需要帮助的人却极为大方。他拿出离休金，无偿地资助了七名贫寒学子圆大学、研究生梦。而打电话的女孩，就是其中的一位。
“读书是希望，”他说，“孩子们都很争气！都是以前的事儿，没啥可说的。”
“别啊，老爷子！咱们要说的还多着呢！”
于是，我结合当日访谈，以及十年来与昌老的交往“散记”，穿珠成链，梳理成文，共分五个章节：昌沧先生谈读书、书法、新闻、养生与武术。
老人家阅历如海，我所记录的不过其中一瓢。即便如此，仍愿与诸君分享这位世纪长者历百年凝练的言语之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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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昌沧，原名昌学禹，1924年11月29日，生于湖北省的洪湖边，后划归仙桃市。13岁时家乡遭日寇侵占，他被迫流亡后方，后考入江西国立第十三中学，于1945年高中毕业。随后考入上海国立同济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在校期间，他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投身革命工作，不畏艰险，坚持斗争直至上海解放。之后被调至北京中央团校学习，先后任职于新华社团中央分社担任记者，并在《中国青年》杂志社任编辑、记者长达8年，被著名作家康濯誉为“伟大的组织者”。
昌沧为人重情义，写《三千里江山》的杨朔，从朝鲜回来，首先看望昌沧。因他把杨朔孤零零的母亲当亲娘似地照顾。就这样，还被他人诬陷昌沧是“国民党特务”、“苏修分子”驻上海代表；后受26人委托，整理了一张大字报，打成“右派”，发配到北大荒21年！在平反时，他当即写了入党申请书。他曾回忆道：在上海地下，我找党、党找我，因地下情况复杂，错过了机会；后来发展了我，市委组织部“因新区、停止发展，未批”！这次批准了，一位忘年交好友笑着说：“您的党龄还没有我的长，您是老革命、新党员！应该向我学习！学习！”在场的都笑了：“也应该向我们学习！”
在大家帮助下，平反回京后，昌沧曾在人民体育出版社任编委兼总编室主任。1982年参加筹创、主编《中华武术》杂志，并创本刊英文版、丛刊《武踪》。曾任中国武术协会委员、中国武术学会常委、中国武术研究院特邀编审、评审委员、副主任等职。
书中乾坤大 书外大乾坤
——昌沧先生谈读书
博学者，受人敬重！
我眼中的昌老，就是一位博学的长者。听他讲四书五经、史家绝唱，谈魏晋风骨、诗坛李杜，论红楼、品三国……
无论何种场合、哪个主题，他总能见解独到，谈吐生动，观点鲜明，令听者既觉津津有味，更感受益匪浅。这份流畅的表达力，正是源于昌老广博的阅读积累与深刻的独立思考。
读书，是昌老的生活习惯。走进他的家，映入眼帘的除了书，还是书——几乎看不到多余的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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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藏书
哦，不对！书，本身就是最好的“装饰品”。而藏书，更是昌老的个人爱好，粗略估计约万册以上。
“你们年轻人要把书装进脑子里。书读好了，气质自然就好了。”昌老说。
“难怪您气色一直这么好！”我笑着回应。
昌老直摇头，语重心长地说：“书，就像食物：吃坏的食物，会伤胃；读坏的书籍，则会伤脑。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我认为要选择：‘读好书，启迪智慧；读坏书，则引向邪路。’”
何为好书？昌老表示：“树信仰、求真知、促实践、养心智、达情意。每个时代都有值得读的佳作。要静下心来读书，而不是翻书。”
聊到这儿，让我想到昌老爱人秦玮女士（已故）在其回忆录中写过：“他（昌沧）任编辑、记者时，入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及北京大学进修中国古典文学等。”
那时的昌老，醉心古典文学，并发表过多篇具有哲理性的大作——从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准则，到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心境，再到《西游记》中对信念与成长的探讨……他回过头来研究这些作品，实为更好地往前走。
但好景不长。1954年起，在“肃反”运动中，昌老无辜地定为“肃反”对象。他遭奸人诬陷，利用卑鄙手段对其行刑逼供，还关了八个月私设的“黑牢”——硬是逼得昌老大声背诵唐诗、宋词，以此来藐视他们，呼冤平反！
“昌老真有骨气！244天，一个字都未写！最后由团中央领导出面外调，还了他的历史清白与无辜！”（选摘《秦玮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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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沧：初中（1939）；高中（1944）；大学（1948）
古时候，孔子教导弟子研习诗篇，阐述诗的作用：“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中“怨”，就是讽刺能力。昌老认为，面对不公之事，应予以抨击，勇敢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诗歌有赞美与批评之别。
“您被含冤关进黑屋8个月，怎么撑下来的？”我不解地追问。
“我天天背诵唐诗、宋词，直抒心中这块垒。”昌老答复。
我想，彼时的昌老身处黑暗之中，那一首首诗句定是化为了黑暗中跃动的火炬！这，或许就是文学的力量吧！
“书，是前人经验的总结，我们读过了，就间接地获取了前人的经验。我们就会少走弯路，就会变得更成熟些。如果你读过《名人传》（罗曼·罗兰著），里面从贝多芬、米开朗基罗到托尔斯泰吧，他们都在与命运抗争。”昌老介绍道。
说来也巧，这次交谈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且我还录下了视频。就在昌老说出这些话后，正值夕阳西下，一缕阳光透过窗棂洒落在书橱上，映照在一排排整齐摆放的《名人传》之上——不过那并非罗曼·罗兰的著作，而是一套中国文人的合集。光影缓缓移动，最先照亮的是“鲁迅”这个名字。我心中顿时一动，脱口而出：“老爷子，谈谈鲁迅先生吧？”
“年轻人读鲁迅的书，首先要读作为人性存在的鲁迅，而不是特定历史时期被定义的鲁迅。读鲁迅，可以让我们少一些肤浅、小家子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先生是一部‘大书’，要读一辈子！”
“郭沫若先生呢？”
“我们打过交道。”昌老回忆道：“1952年十月革命35周年前夕，我当时在《中国青年》杂志社担任编辑，奉命向身兼多职的郭沫若组稿，希望他以革命浪漫主义笔触，创作讴歌十月革命的诗歌。郭老欣然应允。一周后诗稿送达，我犯了难：诗的立意虽好，文笔却平淡，毫无郭老标志性的浪漫风采，更像当时在年轻人中流行的口号式作品。于是我请示领导后，硬着头皮登郭老家门，希望他修改。没想到郭老早已揣摩出心意，开门见山地直言：‘稿子带来没有！这是败笔之作，别发了’，还盛赞编辑部不迷信名人、坚守质量的‘初生牛犊’精神。最后他笑着承诺，等我出国回来，一定好好为杂志撰稿！一番坦诚与谦逊，让我很感动，终身难忘！”
“还有叶圣陶先生，他曾经教给我们‘语法修辞’。”昌老引用叶圣陶先生的《认真学习语文》一文：“阅读，就像每天吃饭，吸收精神上的营养。写作是表达，把脑子里的东西拿出来，让人家知道，或者用嘴说，或者用笔写。阅读和写作，吸收和表达，一个是进，从外到内；一个是出，从内到外。这两件事，无论做什么工作都是经常需要的。这两件事没有学好，不仅影响个人，还会影响社会。”
昌老还特别回忆与我国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文学创始人赵树理老师的情谊。昌老亲切地称他为“老赵”。当年在赵树理家中，两人共进“饸子饭”，老赵向他讲述：“如何深入生活、与群众同甘共苦，以及如何积累素材，做到勤动脑、勤动手、勤做记录。提及创作《三里湾》时，书中所塑造的中农形象，其妹夫便是原型之一。”昌老感佩的是赵老师善于搜集民间的方言俚语与山歌民谣，从人民群众丰富的语言中汲取创作营养，突破了传统文学“阳春白雪”的局限，开创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范式，使文学真正走进农村，成为广大农民群众能够接受并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
随后，昌老又谈到了老舍、冰心、丁玲、杨朔、何其芳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诗人。聊着聊着，不知不觉间，光线已悄然移至一本厚重的名人名言书籍上。我感叹道：“名言都在诉说真理啊！”
“错！”昌老立即纠正，“真理不是绝对的。真理往往是‘蹩脚’的（口语），只有相对，没有绝对。要以批判的态度、发展的眼光、客观辩证地看待问题！看待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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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沧专著《走三江》（王惟震/绘图）。在担任《中国青年》杂志社文艺组编辑、记者期间，昌沧曾与郭沫若、茅盾、叶圣陶、杨朔、赵树理、丁玲、魏巍等多位作家深入交流，并与其中多人建立起深厚的忘年情谊）
此处我要荡开一笔。我在读《中国文化读本》的第二章，就谈到了“文化的结构与属性”，其中把文化分为三个层面：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这是文化的两个基本属性。
而文学作品，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人很难跳出他所处的时代，所以，文学作品也具有其时代性和民族性。就像80年代的文坛，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唤醒了人们沉睡的思想，也激荡起中国文学的一池春水。那时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作品，影响深远。
“如果说‘伤痕文学’，正视民族心灵创伤的创作方式，还是在为一些苦难的民族历史还债的话，那么1985年前后，‘寻根小说’自觉地超越社会政治层面，从历史传统的深处，对中国的民族性格进行文化学和人类学的思考……以韩少功、阿城、王安忆等为代表的作家，在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的指导下，积极地观察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引自《不可不知的中国文学史》）
“那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不仅是一次艺术的突破，更是一场精神的复兴。”昌老感言：“一个人，无论处在什么时代，都离不开文化的滋养与支撑。现在有些人太浮躁了！如果说文化是治愈浮躁的一味良药，那么文学，作为文化土地上最挺拔的精神脊梁，更不能随波逐流、迷失方向。它应当担负起‘文以载道’的使命：用文字讲明道理，以文化涵养人心，在回望传统的同时，照亮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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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沧出版的部分著作
“读书人就要有文人的风骨。关注身边小事，更要关心家国大事、天下大事。有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下笔自有千钧之力。”昌老说。
然而，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往往折射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用昌老的“新闻眼”来观察，要善于从“小事”中发现“大问题”。
譬如手机“低头族”问题，当今许多成人或孩童，皆沉迷于手机难以自拔，以至于许多孩子尚未小学毕业，便已早早戴上眼镜；大人在职场、孩子在课堂上频频分心，俨然已沦为手机的“奴隶”。面对此类问题，这是“小事”吗？
昌老认为，克制自己，才能成就自我。手机，是一把“双刃剑”。“老伴还健在的时候，我俩经常到公园去散步，看到一些人在那儿搓麻将、推牌九、打扑克……天天玩，真是为他们惋惜啊！我总觉得‘人生苦短’，既要‘及时行乐’，更应增添一些知识，为子孙后代、为人类社会，留下一点有用的东西，尽管微不足道。人来到世间，不光是索取，更应当是给予，给予越多越好才是。”
他引用了一句欧洲谚语：“一个老人就是一所图书馆。当老人过世时，人们都十分惋惜。”这儿说的“图书馆”，是广义的——因老人们的阅历丰富，饱尝酸、甜、苦、辣。这都是后人的巨大财富，极其珍贵的无形资产。
因此，昌老虽年逾百岁，如今依然笔耕不辍，先后出版多部著作，内容广博精深。鉴于篇幅浩繁，他又从精华中萃取精华，集录于纸张之上。有朋友登门拜访时，他便欣然相赠，寄望其多加研读。纸张虽轻，承载的却是厚重的思想。
“书中乾坤大，书外大乾坤。”这是昌老赠予我的一张纸上所写的两句话。细细品味，感悟：真正的读书，不只是埋首于“有字之书”的书斋苦读，更应延伸至躬身实践的“无字之书”中去——这正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呀！
不过他老人家提倡：读书既要“死记硬背”，更要“活学活用”。要想把书读“活”，关键在于打通一条从知识到创造的完整逻辑链：将书本上的文字转化为对社会的深刻认知，再将认知升华为洞察本质的智慧，进而把智慧锻造成解决问题的能力，最终使能力落脚于实实在在的实践，并在实践中开出创新的思维——这是从认识外部环境到适应、改造外部环境的必经之路。一切由“心”出发，贯穿始终，倘若这条链条断裂，读书便沦为死记硬背的教条。
正如同一部兵书，马谡只知照搬照抄、生搬硬套，终致兵败；而诸葛亮却能结合战场实际灵活运用，方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毕竟，书本永远无法替代实践中那些瞬息万变的复杂判断与艰难抉择。唯有“有字之书”与“无字之书”相互映照，知识与行动深度融合，才算真正读懂了读书的意义。
“人，活到老、学到老，见到马克思‘爷爷’，也未学好。”这是昌老常挂在嘴边的几句话。
是啊！学无止境！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本书呀！我们既是读者，更是作者。读着前人的故事，学会成长，写着自己的篇章，留给后人。或许，多数人的人生，都没有昌老那般跌宕起伏的情节，这不重要！因为人生这本书最动人的，不是结局有多圆满，而是你，用心写了......
“右派”平反后
1979年，“平反”回京后，在领导和大家帮助下，昌沧先生发表了各类作品二百余万字；出版了长篇专著《余生迹》《走三江》《武缘》《文苑》《崇文》《尚武》及合著《四牛武缘》；责编、终审了大量书、刊文稿；主编了大型工具书《中国武术人名辞典》《中国武术精华》（香港版）《中国武术百科全书·人物》；副主编《中国武术史》《武术科学探秘》等。多次获全国“武术宣传贡献奖”！书稿，获全国优秀图书奨；专文，获“全囯纪实文学奖”；两次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评为“全国老干部先进个人”；终身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贡献津贴”；曾荣获国家文化建设奖；中华武术终身成就奖。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纪念章等。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局主编的《编辑家列传》《中国当代著名编辑记者传集》《中国高级专业技术人才辞典》《世界名人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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